我的浪漫
文章取材於「中國時報副刊」
/ 作者：施明德
拋棄枷鎖
一九六三年初，我被從警備總部保安處押赴軍法處（現為來來飯店）受審， 我被收押在第一區第四房。
我一進房，就發現十餘位受刑人中，有三位是被釘上腳鐐的， 我一生都難忘那三位難友前輩。那時他們都被判處死刑上訴中。三位都很斯文、友善。 一位叫蓋天宇先生，台南鹼廠主任秘書； 一位是韓若春先生，是少校情報官；另一位叫蔡秉𡖖， 據說是戰後接收時擔任台北市第一任稅捐處長。
幾個月後，前兩位先後被槍決了，等死的日子，我旁觀的很哀傷、心苦， 最後只剩下蔡先生了。 蔡先生有近一九○公分的身材，釘著短短的腳鐐， 走路只能碎步地走，跨不出大步，壓力使臉色蒼白，了無生色。
有一天下午，蔡先生收到發回更審的判決書，全室歡呼， 隨即就有獄卒帶他出去把腳鐐卸除。 就是這麼一去又返，蔡先生的臉色變得紅潤又光亮，人彷彿年輕了十歲。 但是，在未來三、四個月中，我發現不管在室內或室外的走動， 他仍然「習慣性」地踩著小小的碎步，好像腳鐐仍釘在雙腳似的， 不敢或不會邁出和他身材相當的步伐； 不久，蔡先生蒙難了。終其一生，他沒有邁開大步走路。
台灣，在歷經三十八年戒嚴之後，整個社會不管外形或心智， 都受到極嚴重的扭曲、創傷。 儘管解嚴十年了，我仍能處處從人們的言行中窺視到戒嚴時代的特徵： 多疑、無情、冷酷、缺乏包容和寬容，動輒扣人帽子，懷疑別人的動機又有點嗜血。 私底下，我常常告訴友人，這就是「後枷鎖時代」或「後戒嚴時代」。 就像蔡秉𡖖先生最後的歲月中， 即使腳上不再有鍊，鍊仍在心中！
戒嚴已解，戒嚴心結仍在很多很多台灣人心中！
得意與失意
人的一生當中，有些際遇真的是很難意料！
一九九三年我當選立法委員，大家都知道以前立法委員的辦公室不到四坪大， 光是助理的座位都不夠坐，更何況又有一大堆的資料要擺， 於是我請國會助理去租一間坪數較大的房子做為辦公室， 後來真的找到一處將近一百坪的地方。 我說：「很好啊！幾號？」「青島東路五號三樓之七」助理回答說。 霎時我感到一陣震撼，人生真的很難想像！
記得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被抓的時候，就是被關在這個地方，在這裡遭判刑， 坐了幾年牢，也在這裡看別人遭槍斃。 結果三十二年後，我居然又回到這裡， 而且是以國會議員以及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集人的身分回到這裡，誰能想像得到呢？ 即使我當年再怎麼猖狂，我也想不到會這樣子！ 更想不到下次我再回來時，會是以什麼身分回來？
也在那個會期，有一次我以立法院國防委員會成員，在國防部長孫震陪同下， 到海防司令部進行視察。現在的海防司令部，就是以前的警備總部。 在進入會堂時，有兩位上將、十幾位中將、一、二十位少將立正站在那裡迎接。 雖然我走在後面，但我也看到了，有一位少將，頭有點低低的。那個人是誰？ 他就是以前美麗島軍法審判時，我的檢察官蔡某某，屏東人，那時候他才中校。 我記得那時候他在整理筆錄時，還會斥責我們。 我想，雙方都不會想到十三年之後，他升了少將了，竟然還要立正站在那裡呢！
後來，我在發言時我也當面恭喜他，我說：「恭喜你！從中校升少將了。 你看到我也無需不好意思，那時候你擔任國家的公務員，你要做什麼事， 也是身不由己，我真的不會計較，所以，我還是要恭喜你，那件事你不要在意！」 等到我要離開時，他還追了出來，而當時孫震部長則緊拉住我的手，感性地對我說： 「施委員，到今天我才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
坦白說，我並不會因為他當時曾經辱罵過我，就還以言詞羞辱，施以報復。 但是，我想他怎麼也想不到十幾年後，他升了少將處長， 反而還要向十幾年前被他羞辱過的人立正致意哩！ 這些人生際遇再再地讓我深深體會到，當我們得意的時候，真的不要太猖狂， 要多留一點空間給別人；然而在失意的時候，也無需喪志，因為地球是圓的， 你隨時都可能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只要你堅持，只要你保持信心。
問題與困擾
一九九○年七月，才出獄不久，那時我四十九歲半， 人生卻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牢裡度過。 一天，一位法師在她的精舍請我吃齋，席間她對我說：「達摩祖師面壁九年得道， 有那麼多心得。 施先生面壁二十五年，可不可以簡單說幾句話，能對我們的靈修有所幫助？」
聽了之後我會心地一笑，天下果然沒有白吃的午餐！我想了一想然後說： 我們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遇到很多事情，每當我遇到事情，我會先將事情歸類， 釐清它是問題還是困擾。 什麼是問題呢？就是現有的條件可以處理或解決的事情叫做問題； 什麼是困擾呢？就是現有的條件無法處理或解決的事情叫做困擾。
世事無常，不論是本身或者外在條件都會因時機而變動， 假若該件事情本質上屬於「問題」，而你不立即解決， 等時機錯過之後或條件轉換以後，就會從問題變成困擾，到時候想解決都難以解決。 反之，假若該事物在現有條件或資源上，屬於無解或還不能解決，就是困擾， 如果你硬要馬上解決它，你就會鑽進牛角尖，不僅解決不了，而且會讓自己很苦惱。
比方說，年輕時被判無期徒刑，面對遙遙無期的囚禁歲月， 乃至沒有未來的煎熬，我如果把這種處境視為「問題」， 整天整年都在絞盡腦汁思索如何才能儘早或立即恢復自由， 我就不可能平靜的唸書、寫作和錘鍊心志。 還好，那時我就把這種處境判為困擾，我必須一方面靜候局勢改變， 一方面好好利用這二十五年的囚禁努力進修。
從我所舉的這個例子可以發現，由於條件與時機的改變， 讓事情的本質從困擾轉變成問題。 所以，每當我們面對一件事，認清本質極為重要，而能夠將事情本質認清， 就是一種智慧。
我的浪漫
年過半百，坐黑牢廿五年後，我的社會形象從江洋大盜、叛亂犯、政治犯、 絕食者，到如今人們喜歡為我戴上浪漫的桂冠，稱我為浪漫的政治家或浪漫的主席。 我無從精確地知道人們是從何定義我的浪漫？ 但對我來說，浪漫就是 「以有限的資源或條件，企圖追求無限的目標和理想的那一份氣質和情懷。」
一九四七年，我才六歲，當二二八事件在高雄火車站前進行雙方的攻防時， 我從家中目睹一群缺乏軍事常識，但英勇無比的高雄中學學生在進攻車站時一一被擊殺。 那一幕深深留在我腦海中。
一九五○年代，台灣籠罩在蔣家威權獨裁高壓恐怖統治下，社會一片死寂。 恐懼成為人們普遍的夢魘和習慣。有意義或有計畫的反抗行為根本不存在。 一九五五那一年我十四歲，唸高雄中學初中部。 我在腦海裡對自己承諾，等高中畢業後我將去唸軍官學校， 然後以武裝兵變的方式推翻蔣家獨裁政權。
一九五九年仲夏，我已經等不及了，打算和一群同學以同等學力報考陸軍軍官學校。 心裡唯一憂慮的是不知如何對媽媽說，因為當時社會認為唸軍校是沒出息、 沒有未來的，特別是台灣子弟。 有一天黃昏，媽媽正在門口納涼，我鼓起勇氣悄悄地靠近媽媽， 以盡可能輕鬆的口氣告訴媽媽：「我要去唸陸軍軍官學校」。 她問我：「為什麼？」我故意笑笑地說：「唯有這樣才能推翻蔣家獨裁政權。」 她的淚水奪眶而出，我只好安慰她：「媽媽你有五個兒子，少掉一個沒關係嘛！」 媽媽反而哭得更厲害。而我知道話只能說到這裡為止。 秋天時，我真的進入陸軍砲兵學校就讀，就此開啟了我這一生從不後悔的革命志業。
我想，這便是我一生做過最浪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