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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浪漫
文章取材於「中國時報副刊」 / 作者:施明德

拋棄枷鎖

   一九六三年初,我被從警備總部保安處押赴軍法處(現為來來飯店)受審, 我被收押在第一區第四房。

   我一進房,就發現十餘位受刑人中,有三位是被釘上腳鐐的, 我一生都難忘那三位難友前輩。那時他們都被判處死刑上訴中。三位都很斯文、友善。 一位叫蓋天宇先生,台南鹼廠主任秘書; 一位是韓若春先生,是少校情報官;另一位叫蔡秉痋A 據說是戰後接收時擔任台北市第一任稅捐處長。

   幾個月後,前兩位先後被槍決了,等死的日子,我旁觀的很哀傷、心苦, 最後只剩下蔡先生了。 蔡先生有近一九○公分的身材,釘著短短的腳鐐, 走路只能碎步地走,跨不出大步,壓力使臉色蒼白,了無生色。

   有一天下午,蔡先生收到發回更審的判決書,全室歡呼, 隨即就有獄卒帶他出去把腳鐐卸除。 就是這麼一去又返,蔡先生的臉色變得紅潤又光亮,人彷彿年輕了十歲。 但是,在未來三、四個月中,我發現不管在室內或室外的走動, 他仍然「習慣性」地踩著小小的碎步,好像腳鐐仍釘在雙腳似的, 不敢或不會邁出和他身材相當的步伐; 不久,蔡先生蒙難了。終其一生,他沒有邁開大步走路。

   台灣,在歷經三十八年戒嚴之後,整個社會不管外形或心智, 都受到極嚴重的扭曲、創傷。 儘管解嚴十年了,我仍能處處從人們的言行中窺視到戒嚴時代的特徵: 多疑、無情、冷酷、缺乏包容和寬容,動輒扣人帽子,懷疑別人的動機又有點嗜血。 私底下,我常常告訴友人,這就是「後枷鎖時代」或「後戒嚴時代」。 就像蔡秉皏生最後的歲月中, 即使腳上不再有鍊,鍊仍在心中

   戒嚴已解,戒嚴心結仍在很多很多台灣人心中!

 得意與失意

   人的一生當中,有些際遇真的是很難意料!

   一九九三年我當選立法委員,大家都知道以前立法委員的辦公室不到四坪大, 光是助理的座位都不夠坐,更何況又有一大堆的資料要擺, 於是我請國會助理去租一間坪數較大的房子做為辦公室, 後來真的找到一處將近一百坪的地方。 我說:「很好啊!幾號?」「青島東路五號三樓之七」助理回答說。 霎時我感到一陣震撼,人生真的很難想像!

   記得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被抓的時候,就是被關在這個地方,在這裡遭判刑, 坐了幾年牢,也在這裡看別人遭槍斃。 結果三十二年後,我居然又回到這裡, 而且是以國會議員以及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集人的身分回到這裡,誰能想像得到呢? 即使我當年再怎麼猖狂,我也想不到會這樣子! 更想不到下次我再回來時,會是以什麼身分回來?

   也在那個會期,有一次我以立法院國防委員會成員,在國防部長孫震陪同下, 到海防司令部進行視察。現在的海防司令部,就是以前的警備總部。 在進入會堂時,有兩位上將、十幾位中將、一、二十位少將立正站在那裡迎接。 雖然我走在後面,但我也看到了,有一位少將,頭有點低低的。那個人是誰? 他就是以前美麗島軍法審判時,我的檢察官蔡某某,屏東人,那時候他才中校。 我記得那時候他在整理筆錄時,還會斥責我們。 我想,雙方都不會想到十三年之後,他升了少將了,竟然還要立正站在那裡呢!

   後來,我在發言時我也當面恭喜他,我說:「恭喜你!從中校升少將了。 你看到我也無需不好意思,那時候你擔任國家的公務員,你要做什麼事, 也是身不由己,我真的不會計較,所以,我還是要恭喜你,那件事你不要在意!」 等到我要離開時,他還追了出來,而當時孫震部長則緊拉住我的手,感性地對我說: 「施委員,到今天我才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

   坦白說,我並不會因為他當時曾經辱罵過我,就還以言詞羞辱,施以報復。 但是,我想他怎麼也想不到十幾年後,他升了少將處長, 反而還要向十幾年前被他羞辱過的人立正致意哩! 這些人生際遇再再地讓我深深體會到,當我們得意的時候,真的不要太猖狂, 要多留一點空間給別人;然而在失意的時候,也無需喪志,因為地球是圓的, 你隨時都可能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只要你堅持,只要你保持信心。

 問題與困擾

   一九九○年七月,才出獄不久,那時我四十九歲半, 人生卻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牢裡度過。 一天,一位法師在她的精舍請我吃齋,席間她對我說:「達摩祖師面壁九年得道, 有那麼多心得。 施先生面壁二十五年,可不可以簡單說幾句話,能對我們的靈修有所幫助?」

   聽了之後我會心地一笑,天下果然沒有白吃的午餐!我想了一想然後說: 我們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遇到很多事情,每當我遇到事情,我會先將事情歸類, 釐清它是問題還是困擾。 什麼是問題呢?就是現有的條件可以處理或解決的事情叫做問題; 什麼是困擾呢?就是現有的條件無法處理或解決的事情叫做困擾

   世事無常,不論是本身或者外在條件都會因時機而變動, 假若該件事情本質上屬於「問題」,而你不立即解決, 等時機錯過之後或條件轉換以後,就會從問題變成困擾,到時候想解決都難以解決。 反之,假若該事物在現有條件或資源上,屬於無解或還不能解決,就是困擾, 如果你硬要馬上解決它,你就會鑽進牛角尖,不僅解決不了,而且會讓自己很苦惱。

   比方說,年輕時被判無期徒刑,面對遙遙無期的囚禁歲月, 乃至沒有未來的煎熬,我如果把這種處境視為「問題」, 整天整年都在絞盡腦汁思索如何才能儘早或立即恢復自由, 我就不可能平靜的唸書、寫作和錘鍊心志。 還好,那時我就把這種處境判為困擾,我必須一方面靜候局勢改變, 一方面好好利用這二十五年的囚禁努力進修。

   從我所舉的這個例子可以發現,由於條件與時機的改變, 讓事情的本質從困擾轉變成問題。 所以,每當我們面對一件事,認清本質極為重要,而能夠將事情本質認清, 就是一種智慧。

 我的浪漫

   年過半百,坐黑牢廿五年後,我的社會形象從江洋大盜、叛亂犯、政治犯、 絕食者,到如今人們喜歡為我戴上浪漫的桂冠,稱我為浪漫的政治家或浪漫的主席。 我無從精確地知道人們是從何定義我的浪漫? 但對我來說,浪漫就是 「以有限的資源或條件,企圖追求無限的目標和理想的那一份氣質和情懷。」

   一九四七年,我才六歲,當二二八事件在高雄火車站前進行雙方的攻防時, 我從家中目睹一群缺乏軍事常識,但英勇無比的高雄中學學生在進攻車站時一一被擊殺。 那一幕深深留在我腦海中。

   一九五○年代,台灣籠罩在蔣家威權獨裁高壓恐怖統治下,社會一片死寂。 恐懼成為人們普遍的夢魘和習慣。有意義或有計畫的反抗行為根本不存在。 一九五五那一年我十四歲,唸高雄中學初中部。 我在腦海裡對自己承諾,等高中畢業後我將去唸軍官學校, 然後以武裝兵變的方式推翻蔣家獨裁政權。

   一九五九年仲夏,我已經等不及了,打算和一群同學以同等學力報考陸軍軍官學校。 心裡唯一憂慮的是不知如何對媽媽說,因為當時社會認為唸軍校是沒出息、 沒有未來的,特別是台灣子弟。 有一天黃昏,媽媽正在門口納涼,我鼓起勇氣悄悄地靠近媽媽, 以盡可能輕鬆的口氣告訴媽媽:「我要去唸陸軍軍官學校」。 她問我:「為什麼?」我故意笑笑地說:「唯有這樣才能推翻蔣家獨裁政權。」 她的淚水奪眶而出,我只好安慰她:「媽媽你有五個兒子,少掉一個沒關係嘛!」 媽媽反而哭得更厲害。而我知道話只能說到這裡為止。 秋天時,我真的進入陸軍砲兵學校就讀,就此開啟了我這一生從不後悔的革命志業。

   我想,這便是我一生做過最浪漫的事。